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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诉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晋宁县林业局名誉权侵权纠纷案

2014-09-23 16:31:42 来源: 本站

[裁判要旨] 行政部门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果公民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的,可以成为名誉权侵权诉讼的被告。

本案提示:本案系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向社会通报的火灾有关情况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受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案件。审理的亮点是:1法院基于被告召开新闻发布会将火灾的情况向社会予以通报这一职务行为并不是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认定本案属民事诉讼,从而确认行政机关可以成为民事侵权诉讼的适格被告和侵权责任人,保证了公民通过诉讼维权的途径。2围绕名誉侵权纠纷的四个构成要件,通过对事实的调查以及法理的研究,对本案中是否具备这四个要件进行了充分阐述,正确认定被告行为是否违法、原告是否有损害等事实,并明确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所涉诉权、管辖、证据等重要问题进行仔细解读,在法律适用上有所发展。3本案的审判以既有利于政务公开,又充分维护名誉权人的人格尊严,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较好地回应了社会对公权力的猜疑,实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情]

原告杨巧。

法定代理人杨培洪(系杨巧之父)、杨翠仙(系杨巧之母)。

被告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

负责人赵永林,分局局长。

被告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

法定代表人宋汝华,局长。

20092213时许,晋宁县昆阳镇三家村瘌痢山发生森林火灾,经过14小时的全力扑救,于23凌晨340分左右扑灭明火,据相关林业部门初步勘察该次火灾过火面积约700亩;在这次火灾扑救中,当地政府共组织调动军、警、民1100余人参与了扑救等相关工作,该县防火办主任李昆朋同志在火场扑火以身殉职。随后相关部门立案侦查。被告对原告等人进行刑事案件传唤询问,并且最后依照询问笔录的内容,参加新闻发布、回答提问,社会得到的信息为:“案件已经成功告破,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造成。事件起因为二街乡栗庙村的张某某(男,13岁,在校学生)、杨某某(男,13岁,在校学生)、杨某(男,12岁,在校学生)等三名未成年人到瘌痢山玩耍,抽烟时丢弃烟头所致。”“我们目前已确定了起火点,就在防火办主任李昆朋牺牲不远处。”“在瘌痢山铁箐北坡,三名学生在山上一边抽烟一边玩耍,烟头引发火灾后,他们立即上前扑救,但没扑灭,只得转身向山下跑。”“这起案件有人证物证,三名少年还相互印证了案发经过。”“把三名学生分开问讯,肯定火灾确系他们所为。”“那三名学生的监护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呢?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由于三名学生为未成年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也不可能转嫁给监护人。同时,由于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监护人应负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有赔偿责任,在经济损失核查清楚后,监护人要承担赔偿责任。”(摘自《都市时报》)与前述相同或者类似的内容为全省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转载并发布于互联网。原告当庭陈述与在接受被告4次询问时不一致。被告当庭不否认原告系新闻发布中所指称的杨姓肇事人之一。

 

 

[审判]

安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名誉主要是指对公民个人的道德、品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综合评价;公民名誉权主要是指公民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使其不受侵害的权利。结合本案名誉权纠纷,本院分别就焦点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

1“行使行政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这不是绝对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拥有公权力的一方与相对方有不平等的一面,也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面,就该平等的一个方面而言,民事法律规范是可以介入和调整的。

2被告参加新闻通报会确实是履行职责之行为,然而该行为是有可能会侵害到肇事者的“名誉权”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所以,在实体法上有法律依据,不论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都属于民事诉讼范畴,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和主管。

4本案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本院进行管辖并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因此,本院受理本案并不违法。

二、关于民事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1被告当庭并不否认原告系新闻发布中所指的杨姓肇事者之一。

2本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

3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的司法解释规定:“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其精神实质在于名誉权侵权案件中原告享有一定的选择权,即由原告来决定谁为侵权主体从而作为被告起诉,被告是本案原告选定的侵权人。本案因此不存在原、被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

三、关于本案是否具备名誉权纠纷的构成要件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1原告所主张的侵害事实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虽举证大量证人证言,但不能证实原告无失火或者肇事的时间、空间条件,亦不能证实原告应当得到的社会对其才干、人品、能力、信誉等的公正、客观评价因被告行为导致贬损。

2被告行为违法性不能认定。被告依法进行刑事侦查或行政管理、新闻发布、回答提问,均为正当行为,未向社会披露原告的详细信息,原告周围极少数人能推知其本人不能等同于一般公众能锁定杨姓肇事者即原告个人。

3因果关系不存在。本案无侮辱、诽谤情节,无直接推知原告为肇事人从而导致原告名誉权受损的客观事实,因果联系无从谈起。

4主观过错不存在。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行使国家公权力,主观上没有对原告这位具体个人、未成年人实施名誉权侵权的故意,本案证据亦不能证实被告存在过失的民事过错,所以,这个侵权要件显然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综上,本案不具备名誉权侵权的基本构成要件,亦不符合提供新闻材料引起名誉权侵权的法定条件,原告的起诉请求难以成立。

应指出的是,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质疑侦查结论,可以通过本案之外的合法程序去主张;原告自认名誉受损、受到伤害,应首先分清是主观的“名誉感”还是客观的“名誉权”,其次,完全可以在法定的救济渠道内依法行使权利,并非一定得通过本案民事诉讼方式来“维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书面要求公开审理,有使原告名誉受损的感受实际上加重或者影响扩大的可能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之规定,安宁市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确认一审双方无争议的其他事实。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问:“侵害名誉权责任如何认定?答: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在现实生活中,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多样。不论以何种形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在侵权责任的构成上都应具有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过错四个要件。结合本案事实,云南省晋宁县“2·02”森林火灾经相关部门立案侦查,200929,由有关部门针对云南省晋宁县“2·02”森林火灾情况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分别向社会各界通报此次森林火灾的相关情况,并对此次森林火灾的侦查过程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是将其如何依法进行刑事侦查和行政管理的工作状况向社会进行通报,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并未进行与事实不符的渲染和描述,也没有以侮辱、诽谤的方式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或者故意捏造事实进行陷害。因此,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使公民的名誉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分别向社会各界通报此次森林火灾的相关情况的行为,是依法行使刑事侦查权和行政管理职责的具体表现,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公民的名誉指的是一个公民的品行、才干、道德、信义、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综合社会评价,即社会对公民自身价值的正确认可。一个人名誉的好坏不仅影响到该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尊严和信誉,而且还会影响到该公民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和实施效果。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已影响到其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与实施效果。过错是指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行为及该行为的损害后果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不论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人名誉的毁损,就应承担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参加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此次森林火灾的相关情况,并对此次森林火灾的侦查过程所作介绍的行为,其主观上不具有过错或过失。综上,由于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晋宁分局、昆明市晋宁县林业局的行为不具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时,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参加的问题,系公安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而产生的纠纷,该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评析]

一、本案直接涉及名誉权侵权的诉权问题

一般理论上认为,诉权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起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胜诉权)。就起诉权而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就可以满足,问题在于,本案涉及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机关的新闻发布行为,刑事侦查行为系司法行为,新闻发布行为因为是为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而主动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特定信息的行为,不应被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该两个行为本身,民事审判程序是无权纳入直接审查、审判范围的,而对其产生的后果即有可能产生的名誉权侵权结果,才能纳入民事裁判空间。问题还在于:假设刑事侦查行为所形成的结论与民事审判法庭调查的事实相左时如何处理?比如本案中如果足够多的证人证言若证明了原告没有肇事的时间与空间条件,那么民事审判法庭采信何种事实,是侦查结论还是法庭调查事实?倘若侦查结论不可动摇必然采信,民事诉讼程序还有意义吗?再假设原告质疑侦查结论的证据能达到一个与侦查结论形成所倚赖的证据基本持平的结果,不能形成民事审判证据中的优势,在疑罪从无的前提之下,有没有否定侦查结论的可能性?

通过一、二审,达成了共识:可以认可原告的起诉权;原告的胜诉权因此完全有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一、二审没有以不属于法院主管与管辖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其次,没有仅仅是提供表面真实、严谨而实际上虚假的程序公平而否定原告的诉权。两审程序均严格审查名誉权侵权构成与否,对于被告所宣称的双方关系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一观点不予采纳。

第三,如果原告的证据达到优势的程度,民事审判是可以按照盖然性规则,确认法庭所认可所采信的证据事实、法律事实的。具体到本案,如果证人证言确实能够证明原告无作案时间、空间,就事实认定上是可以作出否定认定的,公安机关的认定结论没有经过法院的审理确认程序,与经过审理作出肯定认定结论的情形是不同的。

二、民事审判有权间接审查公安侦查行为、行政行为

如果原告的证据达到优势的程度,能够证明原告无作案时间、空间条件,被告是否必然侵害原告名誉权呢?我们认为,不是必然的。被告在对社会公开的信息之中,只能得出是12岁在校学生等三人吸烟引发山火的结论,原告仍然属于自己对号入座。本案中确实有原告所追问的监护人不在场、长时间作相关询问、讯问未成年人的问题,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是不一致的,正如二审所说:“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时,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参加的问题,系公安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而产生的纠纷,该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刑事侦查程序合法与否不属于民事审判的直接审查判断的范围之内,却在间接审查范畴之中。对于公安机关直接作出结论的刑事侦查行为,原告的质疑只能申诉,没有更多的救济渠道;对于新闻发布、答记者问等行政性质的行为,难以归入具体行政行为之内,不能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纠错。本案将两者结合,提供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对于公安侦查结论、新闻发布结果综合进行民事审判侵害名誉权与否的司法审查、判断的一条新路。

三、媒体炒作的审判应对

本案一定意义上说,有炒作的成分。首先,媒体采访到的部分情况是否客观真实存疑,民间说法与官方表态可能对立,火灾又发生于“躲猫猫”事件的发源地,在新闻上的“罗生门”频频上演的当今,敏感事件再次吸引眼球;其次,律师借用法律思维、法律分析、法律知识、法律技能迎合部分社会心理,寻求名利双收的效果;再次,原告家长亦有为逃避经济赔偿而否认事实的主观心理动因。人民法院目前只能是在现有程序之中,注意程序细节与公平,用程序正义来应对同时保护好自身,对于可以作为、不可作为的两方面要分清,始终保持中立、清醒、理性。

四、民事诉讼程序上的两个问题

1原告申请调取公安侦查相关证据。本案在一审中,原告要求法院调取公安侦查卷宗,法院通知后被告已及时提交(还包含录音录像资料),后不同意向原告披露,而名誉权纠纷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均在于原告,于是形成矛盾,原告仅有证人证言、当事人与侦查阶段相反的陈述作为主要证据,从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说,本案并非行政诉讼,被告无需自证清白,不需要主动举证;被告拒绝披露证据的行为应不受民事审判责难;若无条件满足原告请求,则可能导致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就可轻易取得刑事侦查证据,国家秘密无从保守的局面。因此,对于该证据的处理,一审是妥当、合理的,坚持了独立审判同时严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2人民法院管辖之主动回避。本案系事发地法院主动要求上一级法院依法指定管辖的案件类型,对此值得肯定与推广,由外地法院进行管辖更加超脱,也确保了司法公正不被合理怀疑。在一审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之案件,如果发生发回重审的情形,也应借鉴此模式从而确保公正。一审判决书: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09)安民初字第599

二审判决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三终字第957

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尹红伟;审判员:唐志云;人民陪审员:徐军

案例提供单位:安宁市法院

编写人:尹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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